矩、贵、竹（筑）

贵阳，乃至贵州，是许多人不大熟悉的地方。初学者探寻贵州方域变迁的奥秘，总要从梳理古今沿革开始，令其脉络化作“曲径通幽”的向导与锁钥。设于东晋咸和八年（333年）、延续至南朝的“晋乐县”，本为今贵阳一带设立县级行政区域的开端，遗憾的是治所不详——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只有县名、没有县治符号，以致经常被贵阳方域沿革省略不计。

那么，当代解读“贵阳”的关键何在？纵观贵阳初生、成长、兴盛的主线，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时过境迁，人事全非，唯独地名还在顽强地、“化石”般地传承一方历史与文化。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如果还隐约可见通往理想境界的路标，那就是贵阳古地名中至今云遮雾罩、众说不一的几个关键字——矩、贵、竹（筑）。

矩州，唐武德四年（621年）为当地土著首领谢氏所建，是第一个被确定以今贵阳为治所的行政区域。作为黔州都督府（治今重庆彭水）遥领的乌江以南诸多羁縻州之一，其辖境不大，约相当一县的规模——《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其地处今清镇、龙里、修文之间，治所用县级符号。

何为“矩”？当代地名辞书一般解释为：州南“水呈矩形环流”或“水方如矩”；在此，“矩”的字形与释义显然出自汉语。也有写作“炬”，言其“古读鬼音如炬，或曰炬，即鬼的美称”。“炬”的写法与说法当属少数民族语借用汉字。不过，常见各种史料还是用“矩”者居多。

贵州，通常的说法是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由矩州改称。的确，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此前的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图仍有“矩州”；麻烦的是，此后的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图依然标注“矩州”，似乎并无更名之事。一说北宋“乾德时改名贵州”，即在961～965年间，又早了些。

何为“贵”？清《贵阳府志》等记载：北宋开宝七年（974年），矩州土著首领普贵入朝归顺，其方言“矩、贵”谐音，以致宋太祖《赐普贵敕》写作“惟尔贵州，远在要荒，……”矩州因此更名，且“贵州为矩州之音转”。有学者称：“惟尔贵州”似为客气话，不足为据；我有同感，如闻“贵姓”“贵府”一般，况且普贵又被封为“矩州”刺史。

有史料称，矩州废置于“南宋”，这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观点一致。据此认为“贵州”取代矩州当在“元初”也不无道理。这里，不否认由于当地语音混淆，民间或有将矩州写作“贵州”的现象，也可将“矩”改“贵”看作语音不分造成的字形变换，使之成为探讨“贵”之涵义的捷径。

贵竹（筑），产生于明初洪武年间：当“贵州”之称一面用于军事建制“贵州卫”（后析置“贵州前卫”），一面用于县的上级行政建制“贵州宣慰司”后，今之贵阳于五年（1372年）设立“贵竹”长官司（后改设“新贵县”），以“竹”与“州”相区别。清康熙年间改“竹”为“筑”：二十六年（1687年）改贵州卫、贵州前卫为“贵筑县”，三十四年（1695年）将新贵县地并入。

何为“竹（筑）”？通常说古时此地盛产竹子，至今仍为贵阳“市树”之一，不少地方也以“竹”命名；清代按谐音以“筑”代“竹”，有说当时这里的竹制乐器“筑”闻名。贵竹（筑），用作古代贵阳的本名长达500余年，至今仍以“筑”作为贵阳的别称，其历史地位可见一斑。

与1600年前的东晋县名“晋乐”不言而喻类似，元代也赋予这里一个更加直白的称谓——“顺元”，取义“归顺元朝”。先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设立顺元路宣抚司（次年升为宣慰司），继于二十九年（1292年）与八番宣慰司合并设为“八番顺元宣慰司”；其治所贵州城（今贵阳），也随之改称“顺元城”。

“贵山”之缘

我国明代以后建省者，其省名源于省会者并不罕见，如：台湾省与台湾府（今台南一带），吉林省与吉林府（今吉林市），奉天省（今辽宁省）与奉天府（今沈阳市），宁夏省与宁夏县（今银川市）。同样，明代13省区中的迟到者——贵州（省），也与下属“贵州宣慰司”及其治地“贵州城”一脉相承，构成一道源于“贵山”、成于“贵州”与“贵阳”的千年文脉……

同一座城池，先称“贵州”、后称“贵阳”，共用一个“贵”，古今都有得名于“贵山”之说。贵山，又名贵人山（峰），清《贵州府志》称：“贵州本以贵山得名，山在城北二里，而郡治建于其南，故曰贵阳”。山、城近在咫尺，“开门见山”且“一目了然”，恰似贵州“地无三尺平”的地貌缩影。

相对于古城贵州（阳），贵山为其北依的天然屏障，又是最为突出的地理标志。正因为以“山”名“城”顺理成章，所以相对真切可信。不过，以山南水北为“阳”、反之为“阴”命名理念盛行于以中原为主体的汉族地区，而“贵阳”却出现在古越人安身立命的鬼方、夜郎、牂牁之地，的确有些突兀、孤单，令人疑惑乃至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自元代起，在原矩州故地设置的“贵州”陆续用于县级以上区域：至元二十年（1283年）设“贵州等处军民长官司”；明洪武五年（1372年）设“贵州宣慰司”，十五年（1382年）设军事建制“贵州都指挥使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省名“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涵盖首府所在的贵州宣慰司及与之平行的8府3州等处。

随着省名逐渐简化、固化为“贵州”，首府随即避而改用“贵阳”。当地自古未见称作“贵阳”的乡镇，甚至到清末都不曾设过“贵阳县”。然而，明隆庆三年（1569年）却直接将移治省城的程番府改称“贵阳军民府”，应系明代朝廷所为。另据考证，“贵阳”之称始见于明初，至少比“贵阳军民府”早180年，这也符合聚落名称向政区名称衍变、民间称谓向官方称谓过渡的规律。

假如贵州（阳）以“贵山”得名之说成立，“贵”又为何义？其别名“贵人山（峰）”暗示的“贵人”，是汉语中泛指的“尊贵之人”，还是特指传说或现实对当地有特殊意义之人？由此及彼，这种以“人”为贵的阐释与当地旧称“新贵”、“贵竹（筑）”及周边县名“贵定”等有无关联？或如上所述，方言“贵”系“矩”的谐音借用字，仅图字义吉祥并无它说？

另有立足当地“土著”的解释。这里被史称“西南夷”的骆越人谓之“黑羊箐”，方言“箐”指山间大竹林，日后文人依语音将“黑羊”雅化为“贵阳”。后人还有牵强附会之说：当地“天无三日晴”，“贵阳”言其“阳光之贵”，明显与今称贵阳“阳光充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气候宜人数贵阳”相抵触。

“贵州”始于北宋，“贵阳”晚在明初，却是同顶一片天，同依一座山。单从汉语言文化看，似应认同“贵州”乃“贵阳”前身，省名借自首府，府名出自一山，此“贵”彼“贵”同根、同源，难以分割也难容歧义。时至今日，认定相关各方来历犹如“行百里者半九十”，科学、客观地揭示其真正涵义才是险峰之上的“无限风光”。

常言道：纲举目张。作为全省地名的灵魂，何以称“贵州”？作为省会地名群落的脊柱，何以称“贵阳”？无疑，这是当地现存基本的、核心的、首要的地名难题，也是一方志士仁人逐一攻破方域考证堡垒的当务之急。

地名与文化

20年间数次到贵阳，感受颇深。不变的是山环水绕、地势起伏、街道曲折，城区向山坡延伸（有山头如海上孤岛）；大为改观的是古朴、局促而陈旧的市容，道路宽阔了，新型高大建筑鳞次栉比，商业、旅游业繁忙。我也在思考：贵阳总让人留恋吗？山不雄，水不奇，不靠国境，不邻特区，经济难与沿海相比，街宽宽不过北京，楼高高不过上海……

看吧：高楼大厦林立，相形见绌的名胜“甲秀楼”压抑而无奈；商场、酒店灯火辉煌，文化人漫步街头难免扫兴且茫然；西奔黄果树大瀑布、北趋遵义会议旧址，多少置贵阳于旅游中转、点缀的尴尬。一个大步迈向现代化并已拥有科教、卫生、园林、环境、旅游、“双拥”等荣誉称号的省会都市，究竟还缺少些什么？

文化，一方传统文化，对一座文明古城不知该有多重要。天地之间，古今中外，人类孜孜以求的美景佳境、异域风情，不会是外来的包装、借鉴的风格、复制的品牌，只能是独特历史的陈年积淀、世态炎凉融会的结晶。如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要打败仗，那么，失去自身固有文化特征的城市便没有魅力、没有灵魂，也走不远……

诚然，升华城市文化品位自有百端可举，地名文化却是其中更为深刻、更具特色、更富社会性的一翼。地名，标识地方的语言文字符号，当它达到一定数量、承载一方历史、衬托一地文化，就凝聚成一个新颖的文化种类——地名文化。就贵阳来说，仅本文提及的主要历史地名，就足以勾勒这座高原古城的地名文化框架：

其一，山水之魂。按通常说法，唐、宋的矩州之“矩”得自“水”，元、明的贵州、贵阳之“贵”取于“山”，自然环境的至高、至重由此可见——河谷盆地中，“山”为喀斯特地貌，“水”向北、东、南分流，将海拔千米的市区挤压成椭圆形，生成“山奇、水秀、石美、洞异”，造就雄关险隘、黔中粮仓、商贸通衢，以气候宜人誉称“避暑之都”。

其二，崇竹之风。一般说来，无论早期的土著地名“黑羊箐”，还是明、清的政区称谓“贵竹”、“贵筑”，以及沿用至今的别称“筑城”，无一不出自这里的“当家”林木——竹。推而广之，贵阳远山林木苍翠，近区“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樟、竹为市树，兰花、紫薇为市花，另以环城林带为绿色生态屏障，故享有“林城”之誉。

其三，融合之德。贵阳自古即多民族混居，今有汉、布依、苗、回、侗、彝等20多个民族，一地的称谓衍变、歧义无不打上民族烙印：“黑羊箐”有彝族崇尚黑色之说，“顺元”则体现蒙古族政权意愿，“鬼（方）矩（州）贵（州）”的变迁不乏民族语言纠葛。自西汉起，当地土著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古朴、多采、和谐的民族风情纵贯古今。

如今，几卷本、百余万字的《贵阳地名故事》令人刮目相看。没想到古来堪称偏远、闭塞的贵阳，竟有如此深厚的地名文化底蕴，地名研究竟能集合起如此规模的专家队伍，地名典故竟被表现得如此鲜活、深刻。学、研以致用，应让这些历史化石、缩微名片从专家头脑、文档库存和书刊集成中走向社会，让地名的文化精髓深入千家万户乃至每个市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