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滩城”三字最早见于南朝梁时李膺的《益州记》:“过紫金山有古滩城,为巴子置津处是也。”益州即四川。置津即设置渡口。李膺系涪城(今绵阳)人,做过主簿之类小官。他去京城建业(今南京)时,路过重庆(当时名巴郡)。路过却能知小小的古滩城,也可知这古滩城是有一点名气的。到南宋王象之编著地理总志《舆地纪胜》时,古滩城大约早已了无踪影,只能据《益州记》说,巴县附近有古滩城,“在县东七十里岷江岸,周一百步,阔五尺,相传巴子于此置津立城,因名焉。”长江流经四川,古时称为岷江,县东七十里岷江岸就是长江岸。明陈计长《野猪岩修路记》:“巴城之东,越铜锣峡,有古滩城,为巴子置津处,名野猪岩。”据民国向楚《巴县志》说:“又东下为野猪滩,滩岩壁立仅一线,缩首蹲身下视,则万顷湍流,人行岸上,只以空船渡……又东下,江中孤屿成洲,曰广阳坝。”
上述文献说明,古滩城乃巴人渡口,且筑有一城,其地在铜锣峡与广阳坝之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向楚主编的《巴县志》说,古滩城“至今城虽不存,其地犹可指也”。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指出该城的确切位置。
笔者曾家住郭家沱,正位于铜锣峡与广阳坝之间,有兴趣于此,乃沿江查堪并询问拜访船工和农民,基本考定古滩城在原郭家沱村焦石子队一块叫月亮田的地方。其地在罗旗寺下游约两公里,临长江,江边有郭家沱果园所属的打水船和打水站。该地为长江阶地,顶部平坦,三方陡峭,仅向山一面有路可达。该地附近以岩坎为多,再无一块平坦地方可供筑城。据农民讲,月亮田中部曾有一庙宇,早已毁。现为一混砖混结构的农家小院。野猪岩地名至今尚存,与焦石子相邻,离月亮田不过100米。其岩临江,状如野猪,因而得名。野猪岩下有滩,现名野骡子(滩),又分为上口滩、下口滩两部分。野猪岩下游处有一碗水、黄昏头、石板滩等地名,皆悬崖临江。一遇涨水,江边小路便被淹没,只有爬到山上才有路可行,其地险要。
古滩城虽名为城,实际上恐怕只是一个寨子而已。“周一百步”, 即使以周制八尺为步(周代一尺只有23厘米多一点,比现在短得多),抛起计算,那周长也不过200来米,那面积也就只有2500来平方米,也就是只有四五亩,只有三四个标准网球场大。“阔五尺”,也就是说那城墙只有5尺厚,也就是说,只有一米左右。既然是“城”。为何如此之小?古代巴人人口不多,生产力低小,即使筑这样一个小城,也相当不容易,哪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国内考古发掘的一些古城,还没有这样大呢。而且,古滩城还只能是土城。古代巴人尚无铁器,要开山取石是不大可能的。秦灭巴后,张仪所筑之江州城,也还只是土城,更不用说比秦落后得多的古代巴人了。虽说如此,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座小小的土城屹立于江边,也够威风的了。
问题在于,古代巴人为何要在此设津建城?巴人是从湖北沿清江流域迁徙,翻越七曜山脉后来到重庆地区来的。巴人的生产工具主要是铜器,甚至还有石器。如此简陋的生产工具,要和原始森林相斗,显然相当困难,因而只能在河流两岸安家。迁徙也只能是沿河流而行,往往是溯流而上。重庆以东约25公里的广阳坝,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面积约8平方公里,属长江第一级阶地,土地肥沃,一马平川,地势相对江面较高,不易被江水所淹,原为溯流西来的巴人的重要聚居地。事实上,广阳坝及其附近,就曾发现过多处旧石器及古代巴人的文化遗址。广阳坝要与外界联系,特别是要与巴人政治军事中心的江州(重庆)联系,不能不设置渡口。广阳坝南侧内河虽窄,枯水期甚至岛岸相连,但从南面西上,有铜锣峡之隔。铜锣峡南岸怪石峭壁,至今也还无路可通,只有北岸地势稍缓,有路可达唐家沱。那时,南山乃原始森林,不仅无路可行且猛兽甚多,也不能通行。因此,只有从广阳坝渡江到北岸,沿江边小路去江州。
当时,川东地区尚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蜓等土著,巴人是外来者。土著虽被征服,但也难免有争斗。巴人内部也经常发生战乱。渡口乃往来要地,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为确保渡口安全,屏障要冲,筑城并派兵把守,是很自然的事。
也有人认为,滩城就是江州城,巴子就住在滩城里,滩城就是巴国的都城,统治着“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达棘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今陕西汉水流域),南及黔涪(今渝鄂湘黔接壤一带)”的整个巴国。《说文》:“水中(高地)可居曰州。”《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州。”后来因被行政区域的“州”假借,原意的“州”只好改为“洲”。因此,江州城就是江洲城。滩城与广阳坝一江之隔,广阳坝肯定是“洲”,将滩城称为“州”,进而称为江州,似乎有点勉强,但也可以理解。《华阳国志·巴志》:“昔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巴子虽为巴国国君,却不是巴人,而是周天子的宗亲,姓姬。也就是说,巴子来自于黄土高原,很可能是他将北方筑城的方法带到了巴国,选择这个背山面江、险峻异常、易守难攻的地方修筑了城池。如果这样的推测还有道理,那么滩城的历史就可以推到3000多年前去了。不过,这样的说法既没有文献资料支撑,又没有考古实物证明,只能作为一种猜想或假设,还有待据此认识的人拿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
古滩城所在之地,江天开阔,对岸之广阳坝能尽收眼中,东望能及野猪岩、一碗水、黄昏头、石板滩等处,西望能达罗旗寺、铜锣峡一带。一旦发现敌情,都可以派兵出击。若下游有敌人入侵江州(下游之楚国乃巴人之宿敌),此城又成为扼险要塞。敌从江上过,可依山而攻之。因野猪滩险流急,往往又要弃船上岸。敌从岸上来,野猪岩下只有独路一条,据险把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效。铜锣峡虽也有同样的功能,但距居民点(广阳坝)太远,难以增援。到后来,人口增多,生产力发展之后,铜锣峡才代替古滩城,在那儿修筑了关隘(阳关),成为重庆的东大门。张献忠攻重庆,就在铜锣峡受阻,乃自带精兵数千过江,从小路奔袭江津,夺江津后顺流而下再取重庆的。
《益州记》所说的金紫山,现名挖大山。该山临江一面可见地壳运动褶皱之痕迹。其势陡峭,伸入江中。猪鸭子一段更是险要,虽有路,但一遇涨水,路便被淹。要去野猪岩,只有翻挖大山,沿郭家沱果园公路而上,再下山才行。古代巴人不可能在江边岩石上开出一条路来,只能翻挖大山到铜锣峡。而要翻山,可能还要士兵护送。这也是建古滩城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