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悉国务院批准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市属襄阳区更名为“襄州区”。我作为国家层面专家论证的参与者，既为昔日努力终成正果而快慰，也有义务坦陈一己之见，帮助已知或未知其“然”的公众知其“所以然”。应该说，在当代政区更名的驱动力中，求“新”求“高 （知名度）”的不少，无论风景名胜、陵寝故里、枢纽要冲，谁有名就想用谁，容易引来非议；也有些地方，不能容忍历史形成的政区名称种种“不适宜”——名不副实、层次错位、用字不当、与外地重复等，异常执着地以“正本清源”最终赢得“拨乱反正”，襄樊市更名便属于此类。

   襄樊，原为汉江南岸襄阳城与北岸樊城镇的统称。1951年6月，划出襄阳县城区——襄阳城与樊城镇设置“襄樊市” （县级），面积不过300多平方千米。由于市、县政府平行又同城而驻，另行组合市名“襄樊”是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其“母体”襄樊县有效区别。

   好在这一阶段的襄樊市不大，市名问题虽存“内忧”，尚无相对周边县（市） 的“外患”。尽管1979年6月升襄樊为地级市，但既不设区也不辖县，原有地盘的称谓与“左邻右舍”仍无纠葛。切肤感受“襄樊”之称的不适，当始于1983年8月的地、市合并：撤销襄阳地区，所辖6县划属襄樊市，使其规模骤然扩大60多倍。在“小襄樊”扩展为“大襄樊”的忙碌中，顺势延续“襄阳”之名的良机悄然逝去。

   襄阳，西汉设县，地处襄阳盆地，素为鄂西北一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设襄阳郡为开端，上级政区以襄阳为治所近1800年，冠名“襄阳”者络绎不绝：隋设襄阳郡 （唐改襄州）；北宋宣和元年 （1119年） 设襄阳府；元设襄阳路；明、清均设襄阳府；民国于1914年设襄阳道；新中国设为襄阳专（地） 区。于是，“襄阳”的涵义自古便由一城一县扩展到鄂西北大部，甚至全部。

   其中，元代的“襄阳路”，其境相当今襄樊市、十堰市 （明清“郧阳府”地） 全部及神农架林区等，即整个鄂西北地区。1914年6月2日，在民国北京政府公布的 《各省所属道区域表》 中，湖北省鄂北道改称“襄阳道”，辖钟祥、京山、潜江、天门、荆门、当阳、远安、襄阳、宜城、南漳、枣阳、谷城、光化、均、郧、房、竹溪、竹山、保康、郧西20个县，相当于全省面积的1/ 3、省境长江以北大部，为古今“襄阳”之称涵盖的最大范围。

   两个小地方并列的“襄樊”不然。襄，本指襄阳县治“襄阳城”，与县属“樊城镇”勉强般配，这在“小襄樊”时期无碍大局，不论县级市、地级市或省辖、专区代管。然而，当“襄”指称县的上级“襄阳郡”“襄阳府”“襄阳地区”时，与仅在西魏设县20余年、其余均为乡 （镇） 级的“樊城”实难相提并论。特别是襄樊市取代襄阳地区后，“襄阳”仅为其内设之区，其他平行县 （市） 也变为下属，难免平添“辈份”颠倒之感。

   就“大襄樊”而言，以“襄樊”名义领率素无渊源、文脉相连的县（市），不仅明显超越自身的涵盖极限，还会割裂鄂西北的历史文化、扭曲其千年养成的“襄阳”情结。在湖北省内，无独有偶。十几年前，“大意失荆州”在地、市合并中重演，历史地位悬殊的荆州与沙市合组“荆沙市”，觉醒的人们奋力令其回归“荆州市”；由彼及此，如出一辙，只是较早“大意失襄阳”的人们，为挽回危局经历了更多周折、付出了更大努力。

   鉴于“襄阳”一名将用于地级市，市属襄阳区更名为“襄州区” （古为“襄州”治所）势在必行。假如襄阳市与襄阳区两级政府同驻一地，上下共用“襄阳”之名还是可以的。毕竟在地图上大（市）、小（区）“襄阳”重合如一，不妨碍社会应用。现实却是，襄阳县早于1992年由襄樊市区移治县境张湾镇，2001年改县为区，此时若不与襄樊市同时更名，势必形成大、小两个“襄阳”同名异地的违规局面。

   在历史长河中，今之襄樊市更名的实质为“理顺地域称谓关系”，如我在论证云南思茅市更名时说过的“把颠倒的‘辈份’正过来，坐错的‘位子’换过来”，名正言顺且一劳永逸。被“放大”的襄樊不再小材大用、勉为其难。从1983年撤销襄阳地区起，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襄阳，没有比“襄阳”更适宜涵盖上万平方公里的疆土，更适宜承载千百年的一方文化，更适宜作为引领全市前进的旗帜。27年的期盼，27年的呼唤，魂牵梦萦的“襄阳”终于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