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林省通化驱车集安，入境山口“迎宾岭”有古典式牌坊横跨公路，上书“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集安”。路边落款“集安欢迎您”的巨幅说明牌，呈现当地另外三项美誉：“世界文化遗产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我隐隐感到，“集安”之称，与顶戴的“历史文化”桂冠不那么般配……

过犹不及。集安，原本写作“辑安”，地处吉林省东南隅，濒临鸭绿江与朝鲜相望，幅员3217平方公里，有汉、朝鲜、回、满等18个民族20余万人。因属季风性湿润气候，冬暖夏凉，林木繁茂，景色秀丽，人称“吉林小江南”。境内国境线长203.5公里，与丹东、图们并为我国对朝鲜的三大铁路口岸。作为东北边陲重镇与长白山地区的商品集散地，1988年3月撤县设市，由地级通化市代管。

“辑安”之称，始于清末设县之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8月4日，清政府核准盛京将军7月5日奏请，由通化、怀仁2县各划出5保共59牌——当地的岭前属桓仁县、岭后属通化县，以原设分防巡检的通沟为中心设置辑安县，划属兴京厅（宣统元年改为兴京府）。这时的盛京将军辖境即日后辽宁省，辑安县经辗转改隶于1954年8月划归吉林省。

而在46年前，“辑安”被当作有碍睦邻的县名，与辽宁省的3个市县一并更名——1965年1月20日，国务院批准：辽宁省安东市更名为“丹东市”，安东县更名为“东沟县”，盖平县更名为“盖县”；吉林省辑安县更名为“集安县”。从表面看，以“集（安）”代“辑（安）”损失还算小些。首先是读音不变，其次是“辑”的常用义项便是“聚集、收集”，“集安”或可解读为“各民族聚集安康”。

时过境迁，回首往事，已不难用客观、平常心态重新审视一切。《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际间的友好与交恶，最终是各自的国家利益使然，而不取决于单方的良好愿望。饱经历史变迁的边疆地名，更是国家主权的标识印记，在国际领土纷争中的证明作用不可替代，非十分必要不宜轻易更改，哪怕是一个不为对方欣赏的地名。

条分缕析。“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语出《史记·司马相如传》之“喻告巴蜀檄”，至今被当地认作县名“辑安”的来历与含义。可见，“辑安”乃借用我国古代的既成词汇，《词源》称之意为“和安”。若分解之，“辑”的本义为“车厢”，后“泛指车子”，引申义中的“和谐、亲睦”恰与“辑安—和安”相对应；“安”则代表历代统治者一贯的当然意愿，常用于地名，如长安、淮安、宁安。

据民国《辑安县志》载，1921年新修县城的东、西两门分称“经武门”、“文门”，1931年由时任县长苏显扬动议更名——东曰“辑文门”，西曰“安武门”（集安博物馆有当年城门旧照展示）。我理解其意义有二：（一）两座城门名称的首字组合便是县名“辑安”，体现中国传统的“文武相济”理念，如同明清北京城的“崇文门”、“宣武门”；（二）东、西两门遥相呼应，将“辑安”单纯的“和安”本义深化为相辅相成的“辑（和）于文”、“安于武”。

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晓“辑安”究竟为什么更名。对其中的关键字“辑”， 《词源》 开列了5个义项：除前述“车厢。除泛指车子”、“和谐、亲睦”、“聚集、收集”外，还有“整修”及“敛之义”。试问，哪一个有贬义、歧义？哪一个有排他性、侵略性？用今天眼光看，当年“安东”、“盖平”因涉嫌妨碍睦邻被更改，于情于理均有商榷余地，而将取义平和的“辑安”裹挟在内岂不更有冤情？

有人揣测，辑安更名似夹杂着“辑”与“缉”的文字纠葛。不错，“缉”是个多音、多义之字：读jí时，其“团聚、和合”之意与“辑”类似，其“收集编次”义项则通“辑”（如唐代有数学著作《缉古算经》）；读jī时，其义不佳——捉拿，组词如“缉捕”、“通缉”。在古代，“辑、缉”两字的部分通假，在现代汉语早已销声匿迹，由此质疑、株连无辜的“辑安”实在大可不必。

名冠文脉。一个县级边城，先后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与“世界文化遗产地”（2004年），取决于它曾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高句丽的主要都城所在。高句丽，公元前37年在鸭绿江中游和浑江流域兴起，公元668年灭亡，存在705年。其间，自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至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年），一直以今集安境内的“国内城”及“丸都城”为统治中心，历经从第2代起的19代君主，为时长达425年。

今集安境内，遗存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有享受国家级文物保护的丸都山城、洞沟古墓群。在75处古墓群、万余座古墓中，建于5世纪初的第20代长寿王陵（俗称将军坟）等十余座大型王陵誉称“东方金字塔”；建于公元414年、纪念第19代君主的好太王碑，号称“海东第一碑”；五盔坟等20余座壁画墓被称作“东北亚的敦煌”。

那么，能够与之匹配的标志性地域称谓是谁？集安，从1965年问世至今不过46年，又是临时“抱屈”换字无固定含义，实在配不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人会说，原县名“辑安”即使恢复也不过百余年历史，用于饱经沧桑的高句丽故都恐怕是“五十步笑百步”。其实不然。远在2000多年前的高句丽初创之际，“辑安”已作为古汉语词汇应用于同时期的汉代，至少是西汉司马迁编修《史记》之时。

用作边疆地名，“辑安”洋溢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辑”与“安”的融合，“文”与“武”的统一；最初的“辑安中国”之义，也完全适宜北国边陲已被认定的少数民族故地。于今，无论阐述1950年首批志愿军由此入朝参战还是纪念“建县100周年”，惟有称作“辑安”才名正言顺。而且，不必担心恢复“辑安”会有“大汉族主义”之嫌，因为清末为之命名的满族统治者本身就是国内少数民族。

应当指出：在社会运行中，地域命名、更改与复原，都是正常的人文现象——当时有当时的背景，今天有今天的考量，天下万物本来就未停止过运动，只要思维“永不僵化”、行动与时俱进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