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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具有丰富的自然内涵和文化内涵。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审视，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的产生、形成、发展、传播和存废等过程，既映射了早期海南渔民群体与自然的博弈，又展示了环境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从地名的分类构成来看，早期渔民习用地名的产生极大地受制于南海自然环境，同时渔民群体的航海经验、技术、社会文化和观念也在习用地名的形成中留有痕迹。伴随着更路簿的地域扩展、代际传递以及过渡性技术的使用，在其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渔民习用地名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准。而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技术的渗透和国内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又使渔民习用地名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废与变更面临着挑战和机遇。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地名学研究涉及多门学科。通过地名，人类可以对自然或文化景观进行虚拟重建，也可以展示命名者当地所认可和遵守的重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地名承载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可被视为一种高度综合的社会文化现象。2022 年 4 月 21 日，我国正式发布的新版《地名管理条例》将地名文化保护纳入条例框架，在法规层面确立了地名的文化价值。由此可见，经过历史的发展和沉淀，地名逐渐超脱人类对地理实体特征的原始认知范畴，进而深蕴着社会文化的内涵和意义。从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利用到文化范式的形成和变迁，正是文化生态的一个过程，体现了文化适应性。
更路簿是中国海南渔民在开发和经营南海的历史过程中，基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而形成的有关南海的航海针经路线图。更路簿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含有重要的法理价值。据统计，更路簿所涉及的南海诸岛地名多达136个，这些地名被学者称之为土地名或琼人俗名，是研究中国海洋文化和渔民群体文化的宝库。本研究在文化生态学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探究南海自然环境、渔民生产技术、渔民组织群体、渔民文化，以及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如何共同作用于渔民习用地名的产生、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以期丰富更路簿研究和地名研究。
（一）文化生态学
1955 年，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出版了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文化变迁论》）一书，标志着文化生态学概念的正式提出和文化生态学的确立，对其后的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探讨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斯图尔德将生态学和人类的关系引入到了文化生态学这一概念中，文化生态学中环境适应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在社会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是否会引起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成为关注的重点。在文化生态学系统内，文化与环境要素是交互作用的，共同构成一个高度整合的概念体系，强调“环境在塑造文化过程中扮演着动态的、创造性的角色”。该理论并不等同于环境决定论，其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技术由历史衍生，资源是环境的关键部分并通过文化被认识、通过技术被获取，因此“这一理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文化性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生态学理论不断扩展，其所指的环境已经从早期的自然环境扩展到现在的社会环境、媒体环境等，这些延伸给文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除了巨大的学术价值外，文化生态学更蕴含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新矛盾频出的今天，对于人们深刻反思社会存在、社会变迁以及正确认识文化转型等，文化生态学具有普适的方法论意义。文化生态学研究包含以下3个基本步骤：第一，分析生产、生活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第二，分析因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催生出的行为模式；第三，厘清开发环境所需要的行为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的其他方面。文化生态学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研究方法论。
（二）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研究
更路簿中记载了大量的海南渔民习用地名，体现了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认识。此外，由于更路簿客观上印证了中国渔民及政府对南海岛礁和海域的经营与管辖，在地缘政治中具有特殊的应用价值，因此中国政府和学者对其所载地名给予了高度关注。刘南威对更路簿中渔民习用地名进行了持久而细致的考察，对其数量和来源进行了探究和考据，对其类型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考释了其由来，阐释其学术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等。此外，众多研究更路簿的学者，如李文化、阎根齐、张争胜、夏代云、周伟民等，对其中的地名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摆脱了传统框架的束缚并扩展到多领域交叉研究中。其中，张争胜团队在传统地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的学术理念以及学术方法，如文化生态学、批判地名学等，对南海诸岛的地名进行创新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已跨越 Myers所描述的“atheoretical caverns of geographical inquiry（地理探索的非理论洞穴）”，他们的研究实践证明了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地名研究之间的契合性。
一般来说，在地名产生之初，人类多以永久的或相对永久的自然现象为周围的地理实体命名，这体现了人类探索和认识自然界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名内涵逐渐变得模糊，逐渐丧失其最原始的意义和其他含义属性。一个地名的历史越长，其所承载的意义也就越多。比如，有的地名来源于个人情感，有的源自民间传说，所有这些意义都在地名中沉淀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在代际之间悄然传递。正如Christopher Tilley所指出来的那样，地名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将纯粹的物理和地理转变为历史和社会经验。正因如此，地名的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地名不仅传达重要的自然地理信息，也是文明的见证和历史人文的形象记忆。这进一步印证了地名作为传统知识的具体元素，可以整合景观中的生物、非生物和人类元素。地名既是自然力的结果，也是人类与自然界的交互作用，代表了人与地的关系，既是一种文化适应，也是文化生态的结果。更路簿中渔民习用地名的形成、发展、传播和存废等，不仅与南海的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相关，也与海南渔民群体的“小生境”，乃至中国海洋文明、航海技术、官方制度等大环境息息相关。文化生态理论为更路簿中南海渔民地名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本研究选用了《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该书由广东省地名委员会主编，其内容详尽梳理了12种更路簿手抄本，汇聚了丰富的地名数据信息。此外，本研究还广泛引用了刘南威、周伟民、唐玲玲、阎根齐等学者有关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的资料总结汇编以及命名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和整合，形成本文所使用的地名数据信息。由于更路簿是在动态中存在和流传的，因此也在不断地被发现中，这一特性导致每位学者统计的地名数量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难以被视为最终定数。因此，本研究在地名选取上，或许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研究首先对渔民习用地名进行整理，按照命名来源对其进行分类。其次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依托斯图尔德所构建的研究框架作为指导，剖析渔民习用地名所承载的地理、历史、语言、社会等信息，揭示这些因子个体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解读这些地名在形成、演变和传播中所蕴含的文化、社会、历史等价值，展示地名的存废与渔民群体、精英阶层和世界政治环境之间的联系。
经过整理、对比和分析，本研究共选用了116个来自更路簿的渔民习用地名，按照形状、位置、颜色、大小、气候、物产、生物、数字、水文、派生、传说等进行了分类，具体统计数据如表 1所示。需要说明的是，部分地名的来源可能不止一个，甚至有些地名有多个命名缘由，常会产生“临界型地名”（border-line cases，注：国内没有统一译法，此处暂且使用上述译法），本研究按照较为大众接受的得名之由进行统计。
按照George R. Stewart的分类，以形状、位置、大小、水文、物产、生物、气候、数字、颜色等分类而命名的地名，甚至包括派生类的一些临界型地名，均被归类为描述性地名（descriptive names）。这类地名最突出的特点是，命名时多以地方本身所具有的某些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特征作为命名来源，人类到达此地即可对其进行识别，并通常可以使用感官感觉，如视觉、听觉、嗅觉等，对其进行感知。渔民习用地名中，其通名部分多属地貌通名，反映了地名所依附的地理实体的地貌特征。具体而言，如匡（筐）、圈、塘、门、线、沙、郎（榔）等，这些通名形象生动，极具地方特色。在具体的专名中，其语词的来源多样化，表现为自然特征明显、生产技术和群体文化等特征突出。例如，红草表示生长的植物；墨瓜表示丰富的物产；黄山马表示岛礁的颜色；丑未、乙辛等词在指明位置的同时，透露出渔民在航行中使用的是罗盘等工具；裤归、梅九、弄鼻、牛车英等不仅勾勒出岛礁的形状，更体现出海南方言的特征以及渔民群体的文化素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渔民习用地名，在历经政府主导的两次重大地名标准化工作——即1983年与2020年针对南海诸岛的全面梳理与规范后，得到了优化与广泛的采纳，被赋予官方认可的地位，从而固化、稳定下来。
从以上数据和解释可知：第一，更路簿中渔民习用地名，其形成植根于海南渔民生产作业所依托的自然环境之中。自然环境是这些地名形成的基础性因素。第二，生产力、生产技术的发展，如风帆、罗盘的使用提升了渔民寻找方向、标记距离的能力，对渔民习用地名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三，渔民的生活习惯、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阶层身份等，极大地影响了渔民习用地名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地名是地域、观念、信仰、价值观、时代特征等的标记。第四，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国际国内环境是影响渔民习用地名传播和使用的重要因素，对地名的稳定和消失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的文化生态学解读
环境适应性是文化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文化越是简单，越是容易受到环境的制约。例如，气候、地形、土壤、水文、植被、动物种群等都是极为关键的环境因素。这并不意味着环境决定文化，在实际研究中，文化的复杂性及其结构层次必须被纳入考虑范围。“地球为人类生存所提供的多样性环境，使文化呈现出千姿百态”，而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文化为利用自然能量服务人类提供了技术，为完成上述过程提供了社会方法和意识方法”。在渔民习用地名形成过程的早期，这些地名极大地受到了南海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反映出渔民群体对南海自然特征的朴素认识。同时，渔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地域、阶层身份等也都对地名塑造和成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时代环境的变化对这些地名的“生存”提出了严峻考验。与南海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适应中，海南渔民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名，这些地名的发展与传播、消亡与存活与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一）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的形成
1. 南海自然环境的影响
更路簿中的渔民习用地名以描述性地名为主。描述性地名反映出命名时的自然地理环境，体现了当地的地域特色。中国古代早期有关南海及其岛屿的地名多以笼统、概括性为主，从东汉时的“涨海崎头”，三国时期的“珊瑚洲”，到宋时的“千里石塘”“万里长沙”等皆是如此。更路簿中的多数渔民习用地名是渔民在长期航海实践中，伴随着对南海地理环境认识的不断加深，而形成的具体而形象的名称。古代航海充满艰险，航海家们必须对路程远近、方向、气候、海流、潮汐、水道、沙线、礁石、水深、海底等情况非常熟悉。以自然特征为岛礁命名，尤其是以形状和位置作为岛礁的地名，最易帮助渔民锁定目标位置，顺利完成航行。正因如此，此类地名在更路簿地名中占比最大，超过50%。在通名中，筐（匡）、圈、塘、门等都来自渔民对各岛礁的形象认知。在专名中，渔民以岛礁的位置、形象、物产和生物作为地名则生动形象，方便且实用，不仅帮助渔民准确定位，也方便渔民判断海域资源。
2. 航海经验和航海技术的影响
现存的更路簿多数来自海南岛东部的文昌、琼海等市县，在海口、陵水、临高、乐东等市县也有分布。这些地方的居民最迟于明清时期便以渔捞为生，航线从浅海延伸至西沙、中沙，乃至遥远的南沙。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练就了卓越的航海本领。更路簿正是他们航海经验的实体化，其中的地名则 是其经验物化与思想化的双重坐标。在风帆时代，帆船航行完全依靠风力驱动，风向和风速对海上航行影响较大，经验丰富的海南渔民选择特定时节，借助季风来往西沙和南沙进行捕捞活动，以规避台风。每年11至12月间，海南渔民借助东北风从海港起航前往远海作业，次年4至5月，他们顺着西南风返航，形成规律性的渔捞生产活动。“东海”（西沙群岛）和“北海”（南沙群岛）这两个地名就是海南渔民利用季风的体现，渔民乘东北风先到达西沙，就取东北风的“东”命名西沙，后到南沙，就再取“北”作为名字。韩振华曾以中国古籍为依据对“北海”一名做过考证，认为“北海”即中国海的称谓。这种解释与季风命名的观点并不冲突，只是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的合理解释。此外，航海技术对海上航行也具有重大的影响。海上自然环境复杂，气候变化多端，渔民需要具备高超的航海技术方能应对各种状况。早期，罗盘是海南渔民必备的工具，它可帮助渔民进行定位，确定航向、地形、地物和距离，保障海上航行和作业安全。渔民习用地名中的“丑未”（渚碧礁）、“东头乙辛”（蓬勃暗沙）、“西头乙辛”（日积礁）皆是采用罗盘针向作为地名。
3. 海南渔民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和观念的影响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提出，在早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无论多么智慧的人类，甚至现代初期伊始，就连博物学家在本质上也是从人的视角看世界。许多人类学家都认为人们在头脑中总是倾向把人类社会的分类与价值取向投射到自然界。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地名往往具有地域特色，反映当地人民群众的社会、语言等文化景观。研究更路簿地名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些渔民习用地名乡土气息浓厚，地方特色突出，与海南渔民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紧密相关。较多的地名与渔民的日常生活器具、期许、语言等相关。如筐（匡）、火哀（火艾礁）、牛轭（牛轭礁）、裤归（裤裆）、牛车英（牛车轮礁）、石盘（毕生礁）、脚跋等地名，它们与日常生活器具密切相关，反映了海南渔民终日奔波劳作的生活常态。他们鲜有空暇提升文化素养，其命名也就自然朴素。此外，一些物产、传说类地名则透露出海南渔民对于生活的期望。渔民出海讨生活，自然希望能够满载而归，物产类地名，如赤瓜线、墨瓜线、无乜线（无乜礁），提醒渔民此处所产是否丰富。传说类地名，如银峙（银屿）、全富（全富岛）、五百二（皇路礁）等，则反映了渔民希望能够拥有好运和财富的美好期盼。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名很多都是用海南话词语命名或者是海南话中的词语的谐音，如通名中的风和方、筐和圈、郎（廊）和拦等，专名中的南乙与南密、裤裆与裤归、窿鼻与弄鼻等，这些词语在海南话中发音近似。这种鲜明的方言特色反映了海南渔民与这些岛礁之间悠久而又亲密的人文联系。
德国生态哲学家萨克塞指出，“自然的面貌是一幅动人的、呈现出秩序和关联的景观”，它以双重方式影响着人类，“向观察者展现其面貌，给行动者以探求各种可能性的活动余地”海南渔民所耕耘的南海空间广阔，黄金水道广散，岛礁星罗棋布，生物资源等丰富，这样的自然条件是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产生的基础。首先，渔民习用地名不仅映射出海南渔民对于南海自然知识的掌握和南海自然环境的理解，更是彰显了他们对南海自然条件的积极适应。地名对渔民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海南渔民在适应南海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航海经验和提高航海技术以应对环境，这些创造性的适应在地名上得到了体现。最后，适应既是创造性的也是自我限制的，观念系统具有天生的保守性和怀旧性。海南渔民所独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观念系统映射于地名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二）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的发展与传播
1. 更路簿的地域扩散与代际传递
更路簿作为海南渔民出海必备的海道针经，其手抄本纷繁多样。船长们在航行实践中不断对其进行修改和订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前，更路簿一直处于变化中。动态化是更路簿的一个特点。动态化的更路簿催生了其中地名的动态发展和传播。更路簿来源多样化，传抄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母本，有的来自其他手抄本的转抄，有的来自祖传。例如，现存最早的苏德柳本是由苏德柳在 13岁时由其父亲向文昌老渔民借来抄录而成，黄家礼本、卢业发本则是祖传。周伟民和唐玲玲从苏德柳抄本开始处的“大潭”这 一地理标志入手进行考证，推断出这版更路簿应该是由琼海潭门渔民首创。阎根齐认为更路簿可能最 早出自文昌，而后在清代中晚期被琼海渔民广为传抄。随着更路簿在琼海潭门和文昌东郊、铺前、清澜等地扩散和流传，渔民们依靠它不断地开发南海，同时也在不断地丰富和修订其中的航线和岛礁名称。比如，据说抄自蒙全洲本更路簿的陈永芹抄本，其名称为《西、南沙更路簿》，已将“东海”改为“西沙”，“北海”改为“南沙”。对比各种手抄本，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现象：并非每一份更路簿均完整记录了相同的岛礁名称。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更路簿中的地名体系是伴随着不同版本手抄本的传承与变迁而动态演进的。多数更路簿在后面留有空白纸或空格，方便使用者在发现新的岛礁、暗礁、暗沙、沙洲和航线时及时填补上去，因而使得更路簿条目不断增多。这些现象彰显出更路簿所载渔民习用地名，乃是海南渔民世代智慧的结晶。经过地域扩散和代际传递，这些地名不断地被修订，其数量不断增加。
2. 航海技术的进步——机帆船的使用
早期海南渔民出海所依靠的技术工具，主要是木帆船、更路簿和罗盘。新中国成立后，机帆船开始在海南渔民群体中逐渐普及，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才基本消失，历经了约 40 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时期，更路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老船长许书琳在访谈中曾提到，机帆船试验成功后，他就开始使用这一先进航海工具，并配备了海图以助航。但他还是需要更路簿，因为没有更路簿的帮助，老船长们很难使用海图。吴清亮等以王诗佩本更路簿为样本，对这一时期更路簿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他们揭示的第一个变化是“地名记录内容大大扩展”。从更路簿地名对照表中可知，相较于苏德柳、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本更路簿，王诗佩本对于一些常见地名进行了拓展，如围绕“断节”（仁爱礁）衍生出“断节”“断节中间”“断节南”“断节北”4个细化名称，共有20处岛礁有这样的细化名称记录。机帆船航行更加灵活，能够更准确地抵达指定位置，促使这些地名体系变得更加复杂而精确。用萨克塞的话来说，“世界就是技术所展示给我们的自然形象”。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人类视野的边界被不断拓宽。然而，这种技术进步虽为渔民习用地名的复兴带来了短暂的光芒，却也不免带有一种夕阳余晖般的意味。
（三）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的消亡与存活
1. 航海技术发展的反作用
人类需要看到“技术发展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品格”。在周伟民、唐玲玲对老船长苏承芬的访问中提到过，更路簿和罗盘是船长的必备工具，但有了卫星导航系统、航海地图和天气预报之后，更路簿也就进入了历史。相较木帆船、机帆船时代，现在航海技术发达，海南渔民出海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辅之以测绘技术绘制的高精度海图和先进的通信设备，标准化的南海诸岛地名也随之逐渐渗透与传播到渔民群体之中。张争胜团队在对海南渔民群体进行访谈时，发现现代的海南渔民，除却年纪较大的船长以外，其他船长基本能掌握和运用渔民习用地名与标准化地名两套系统。年轻的船长虽然会使用渔民习用地名，但他们逐渐淡化对习用地名的重视，例如，其中一些船长能够识别所有标准地名，却只能识别部分渔民习用地名。可以预见，如果不采取措施，随着更路簿的退出以及老船长们的退休，大部分渔民习用地名也会渐渐消失于历史长河，成为历史记忆。技术的发展虽然能够让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近并探自然，然而，伴随着技术深度融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悄然引发社会的深刻变革，人类萌生了统治新秩序与新方式的诉求。渔民习用地名逐渐淡出现代生产生活，便是人类新诉求的表现。
2. 国内国际环境变化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政府针对南海诸岛先后实施了5次标准化命名工作，分别是在 1909年、1935年、1947年、1983年和 2020 年。前三次均未关注并吸纳更路簿中的渔民习用地名，造成渔民习用地名难以在国际上广泛流通。20世纪70年代，随着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水域的归属问题在“六国七方”之间引发激烈争端，这些岛礁不仅引起了国内民众的热切关注，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更路簿被发现，其巨大的政治价值、历史价值和法理价值吸引了众多研究学者。在学者的积极倡议与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部分渔民习用地名开始官方化并固定下来。1983年公布的标准地名中，大量采用了渔民习用地名，其中有 48个是作为标准地名（含谐音），81个作为对照名称列出。这充分揭示了渔民习用地名的接纳与演变与大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制度层面的固化既能使地名逐渐泯灭，也能使地名稳固传承。正如哈定等人所指出，文化 适应的过程具有创造和保守两个特性。作为一种模式进化和结构进化，创造促使文化为了适应环境而进行必要调整；保守则是一种稳定化趋势，使文化保持已实现的适合的结构和模式。第四次标准化命名过程中，渔民习用地名被吸收也是受到国际国内社会环境的影响。可以预见，在社会政治环境持续稳定、民族文化自信心日益高涨的时代背景下，吸收渔民习用地名，不仅是文化主动适应环境的必然之举，更预示着一种稳固且持续的发展趋势。2020年，我国政府再度发布了一系列国家标准地名，显著地吸纳了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此举无疑是上述发展趋势的明证。
结 语
从地名的地理联系来看，为地方命名是人类定居任一自然环境时的首要活动之一。社会科学家则视地名为文化产物，地名持久性的优点之一体现在地名允许自然或文化景观的虚拟重建。因此，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一部分，地名反映了人类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具有文化生态学的深刻内涵。更路簿中的渔民习用地名，是在人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形成和演变的。首先，渔民习用地名的产生和形成彰显着南海独特自然地理环境的烙印；海南渔民在航海中所积累的航海经验和技术、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等，也能在这些地名中找到留存的痕迹。其次，在发展过程中，渔民习用地名呈现出动态性特征，随着地域扩散和代际传递，渔民习用地名经历了不断修订和丰富的过程，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些地名更加复杂和精确。在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文化适应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随着现代技术的渗透，更路簿的应用场景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其中的渔民习用地名也随之开始消失。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国家所处的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尤其是政治格局和世界格局的频繁变动，赋予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以深远的国家象征意义和不可忽视的地缘战略价值。
（本文原载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24年8月，第31卷 第4期，作者马雪、周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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