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名人地名的特点和文化价值

说明：今天去江津参加“历史名人文化与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本文是我的参会论文，或许可供有兴趣的朋友游览。

一、狭义和广义的名人地名

古今中外，以人名作地名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把含有人名或与人名相关的地名称为人名地名。鉴于人名地名所涉及的人往往是名人，人名地名也可以称为名人地名。大到一个国家，小至一条街巷，都有名人地名。国家名如意大利、菲律宾、哥伦比亚、安哥拉等，城市名如华盛顿、巴黎、彼得堡、中山等，都是名人地名，而乡镇街巷之类地名中就更多了，数不胜数。重庆也不例外，同样有不少名人地名。地名号称地方文化的“活化石”，名人地名不仅是地名成为“活化石”的一个原因，也是地名“活化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名人地名进行研究，是地名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名人之“名”，在不同场合可能有不同的外延。在某个乡镇，张三是名人；场合扩大，例如上升到区县，张三之“名”就可能“莫名”或“吴名”。在某个历史时期，李四是名人；场合一旦延伸，李四之“名”就可能淹没于历史烟尘之中。本文所论的重庆名人地名，所涉及的“地”只能局限在重庆这个范围之内，所涉及的“人”之“名”可能是全国性的，可能只是重庆的，也可能只是重庆这个范围内的某个地方的，而且只能论及现在还在使用的名人地名，以及虽然已经消失但偶尔还有人在使用的名人地名。

一般来说，地名都是由专名和通名组成的，专名在前，通名在后。名人之“名”或者直接成为专名，或者成为专名的组成部分。名人地名可以是狭义的，也可以是广义的。根据重庆的特殊情况，我认为以下三类地名都可以视作名人地名：一是狭义的，直接用名人的姓名或名字作为地名的专名，如少云镇（铜梁）、兰英乡（巫溪）、邹容路（渝中）、光华村（梁平）等。二是中义的，也就是介于狭义和广义之间的，用名人之姓或其他相应称号作为地名的专名，如李渡（涪陵）、建文峰（巴南）、黄山（南岸）、周公馆（渝中）等。需要注意是，不能将冠以姓氏的地名都当作名人地名。明末清初重庆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原有人口消失，原有地名湮灭。湖广等地来的移民“插苫为业”，形成了大量的以姓氏为专名的地名，如张家塆、唐家沱、杨家坪、冉家坝之类。这样的地名当然不是名人地名，可以称为家族地名。三是广义的，该地名或该地名所指的地方（某个特定的空间区域）与名人存在着或曾经存在着某种相应的关系。如忠县、圣灯山（巴南）、四德村（渝中）、梅花山（北碚）等。这三类名人地名都是有背景、有故事（包括传说）的，在全部地名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不仅成为地名故事的主体，而且也是地名研究的重点之一。

第三类名人地名可能引起争议，可能有人不同意将此类地名列入到名人地名中来。我认为，名人地名研究的是名人与地名的关系，不把这一类纳入到名人地名中来，研究对象就大大缩小，限制了研究范围，对名人地名的研究是不利的。事实上，走进韶山冲，能够不想到毛泽东吗？来到云岫楼（位于重庆黄山），能够不说蒋介石吗？当然，“某种相应的关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需要考究，不可将“走过”“路过”也当作这样的“关系”。大体说来，名人的故乡或墓地、名人长期居住之地、名人在该地留下过重要遗址或故事、名人与该地的重大事件有某种关联等，这样的地方其地名可以称为名人地名。

二、重庆名人地名的几个特点

从地名研究的角度来看，重庆名人地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名人地名所涉及的名人以近现代名人为主。历史上，重庆远离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虽然号称有三千多年历史，但发生的历史事件，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并不多。重庆从“城”蜕变为真正的“市”，已经是开埠以后的事了。这样的历史背景，在重庆的名人地名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以街巷地名密度最高的渝中区为例，现存的名人地名涉及的大多是近现代名人，如邹容路、周公馆、德安里、史迪威旧居等。

二是名人地名所涉及的名人知晓度不太高。重庆现在仍在使用的名人地名中，除了少云镇、周公馆等少数几个外，不仅在中国人中知晓度不高，即使重庆人知道的也少。也就是说，这些名人的名气不高。邹容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虽然他那被清庭认为是“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的《革命军》一书才使重庆人能够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邹容路地处解放碑闹市，却没有几个人知晓。如果在解放碑随便问一个逛街的人，他大概也会惶眉惶眼地说：“邹容路在哪儿啊？不知道。”诸如陈抟、冯时行、蹇义之类，知道的就更少了。

三是名人地名所涉及的古代名人及其故事往往只是传说。重庆南岸有涂山、涂洞、涂村等，本与涂山氏无关，却传说大禹治水路过江州娶涂山氏为妻，甚至还有“禹都江州”之类传说，都不足为信。至于把弹子石说成是诞子石、将乌龟石说成是夫归石，就更虚无飘渺了。还有遍布重庆各地的与明建文帝相关的地名，如御临河（渝北）、喊天堡（江北）、龙隐镇（沙坪坝）、建文峰之类，更是与历史事实不巴谱了。传说虽然与历史事实不巴谱，但却给地名增添了一道色彩和光亮，使地名更加有趣，也是值得研究的。

四是名人地名逐渐消失，如今所存已经不多。这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政治原因。新旧政权更迭，对一些不合适的地名进行更改势所必然。重庆刚刚解放，就集中更改了一大批地名，诸如林森路（渝中）、中正路（渝中）、岳军路（渝中）之类不可能继续存在。同时，新政权严禁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不得以外国人名作地名，也限制了新的名人地名。文革时期“破四旧立四新”，近乎疯狂地更改地名，虽然后来又有所恢复，却又让一批名人地名消失。其次是城市建设的原因。重庆古城面积仅有三四平方公里，街巷密集，原有不少名人地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开始城市建设，修建公路，合并街巷，致使大批街巷地名消失，其中就包括了不少名人地名。抗战时期，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重庆人坚强，炸了重建，街道扩宽拉直，又消失了一部分名人地名。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的城市改造，地名消失得更快，许多名人地名难以保留。这虽然是历史的必然，却给我们研究名人地名提出了新的课题。消失了的名人地名，也应该是名人地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重庆名人地名蕴含的文化精神

历史上，除行政区划地名外，绝大多数地名，特别是指代的空间区域相对有限的地名，几乎都是约定俗成的。如今政府加强地名管理，地名的命名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或认可。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的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也就难以形成新的狭义的名人地名（广义的名人地名可以看作是约定俗成形成的）。可以说，名人地名大都是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的地名，必须得到人们的认可，否则既不能“约”，更不能“成”。因此，名人地名涉及的名人，也就是人们认可的名人。

名人首先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认可什么样的名人，实际上就是认可什么样的思想和什么样的行为。名人的思想和行为得不到人们认可，人们就难以“约”，名人地名也就难以“成”。一般来说，人们不可能将诸如盗跖、秦桧、汪精卫之类的人物名字作为地名，至少不会直接用在地名中。因为人们不可能认可盗窃、卖国之类的思想和行为。事实上，人们认可什么样的思想和行为，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特别是道德和理想。因此，名人地名中往往蕴含着相应的文化精神。挖掘名人地名中蕴含的文化精神，是名人地名研究的重要任务。

相对于其他省市，重庆的名人地名可能不多，知名度可能不高，但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却相当丰富，更加宝贵。首先，重庆名人地名中蕴含着强烈的革命和爱国主义精神。且不说抗战时期得名的周公馆、特园路（渝中）、梅花山之类，只说将军坟（渝中）。将军坟得名于巴将军蔓子墓。东周末期，曼子求楚国出兵平息内乱，许诺以三座城池相谢。楚国出了兵，内乱也平了，曼子却不忍割让城池，“乃自刎以头授楚使”，请向楚王谢罪。楚王被感动，“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亦以上卿礼葬其身”。唐贞观八年（635），唐太宗李世民将巴曼子的家乡临江县改名为忠州，以彰显巴曼子的忠诚。此外，诸如遗爱祠（渝中）、国梁镇（大足）、南腰界（酉阳）、少云镇等也体现了这种革命和爱国主义，这些地方大都也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其次，重庆名人地名中蕴含着强烈的顽强拼搏精神。重庆地处峡谷地带，气候炎热，灾害频发，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从古代巴人开始，先祖们就在这里顽强拼搏。重庆人质直好义、精敏轻疾、尚武好勇、能歌善舞。大禹娶涂山氏，大禹在重庆治水虽然只是传说，这样的传说与涂山、禹安沱（万州）之类的名人地名以及遍布城镇乡场的禹王庙交织在一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重庆人的顽强。抗战时期，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炸得再凶，重庆人也不低头，炸了修，修了炸，越炸越坚强。重庆城的繁华地带曾经被日本飞机多次炸毁，重建后街道扩宽加长，舍弃了原来的地名，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之名命名了林森路，以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名命名了中正路，以重庆辛亥革命元勋之名命名了沧白路、邹容路，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宣告，重庆决不屈服，坚持抗战到底。此外，诸如甘宁坝（万州）、孟良梯（奉节）、爱情天梯（江津）之类名人地名，也展现出重庆人的顽强坚毅。

再次，重庆名人地名中蕴含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冯时行被称为“巴渝第一状元”，重庆境内与他相关的地名不少，例如渝北的照母山、北碚的状元碑、万州的岑公洞等。传说冯时行带着母亲和妻子去黎州（今四川汉源县）赴任，恰逢其母染病，便在山上结庐而居。哪知母亲病重，卧床不起，在母亲劝说下，他将结庐而成的山庄命名为照母山庄，留下妻子，匆匆赴任。母亲不治而逝，其妻在山庄后院墓地守护整整三年，该山因此而得名。这虽然只是传说，却反映了中国人以孝为大德的人文精神。在重庆名人地名中，类似的故事很多。诸如庞公峡（彭水）、李市镇（江津）、太白岩（万州）、崇龛镇（潼南）、演易村（万州）、点易洞（涪陵）、智凤镇（大足）、姚公场（渝中）、寅初亭（沙坪坝）等地名中涉及的历史名人，或者具有突出的道德品质，或者的文化学术研究上有所创造，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重庆名人地名蕴含着强烈的开放精神。重庆虽然也有原始土著，但真正得到开发，还是巴人来到之后。从巴人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来到重庆。特别是湖广填四川，使重庆人几乎全部更新。到如今，绝大部分重庆人可能都是“外哈儿”。正因为这样，重庆人不排外，具有相当强烈的开放精神。开埠后，一个又一个的四川甚至是西部的“第一家”工厂、银行、报纸由重庆人创办出来，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更是典型。为纪念卢作孚，北碚有了作孚路。渝中区有若瑟堂巷，若瑟指的范若瑟是法国主教。清同治年间，重庆发生“打教”事件，范若瑟与重庆绅商达成协议，将获赔的白银修建了若瑟堂，其周边形成的小巷因此而得名。明清时代重庆没有出过状元，连进士也少，重庆却偏偏有个状元府（渝中），纪念的状元却是四川资中人骆成骧，是商贾骆昂出资修建的，重庆人也认可。这样的包容大度，体现的也是一种开放精神。

四、重庆名人地名的保护和传承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使大量的历史地名消失于林立的高楼大厦之中，也包括了名人地名。名人地名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笔文化遗产，大量消失肯定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一些蕴含着历史韵味和文化精神的名人地名，需要我们给予必要的保护。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从我国地名的历史和实际出发，加强地名文化公益宣传，组织研究、传承地名文化。”“应当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并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针对名人地名，我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对名人地名进行必要的调查，全面掌握名人地名的情况。如果本文所列的三类名人地名能够得到认可，相关部门应该全面掌握现存的和虽然已经消失但偶尔还有人在使用的名人地名。要通过深入调查，详细记载名人地名的名称、类别、指代范围、来历、沿革、现状等情况，并向社会公布。

二是制定对现存名人地名的保护措施。要确定需要进行保护的名人地名，将其纳入需要保护的地名名单之中。凡是拆迁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名人地名，都要事先向主管部门报告，提出相应的保护方案，不能让名人地名随意消失。

三是要扩大名人地名的“名气”和声望，让更多的人知晓。随着历史的拉长，许多历史名人已经被社会淡忘。即使是北京的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年轻人知道的也在逐渐减少。重庆名人地名涉及的名人，除周恩来、林森、蒋介石之外，在全国的名气不大，知道的人更少。如果不加以介绍，市民和来渝的外地人可能并不知道。例如沧白路，有人还以为是此地原来系“苍白”之色而得名。在名人地名所在的区域内，可以通过适当的手段，例如通过路牌、碑刻、雕塑、壁画、涂鸦之类，对名人地名进行简要的介绍。这样的介绍实际上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可以增强市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四是对可能消失的名人地名，特别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名人地名进行特别的保护。城市改造，大量的街巷消失可能无法避免。街巷可以消失，但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名却不能任其湮灭。重要的名人地名，可以通过移址继续使用。渝中区化龙桥原有龙隐路，其名与明建文帝相关，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因城市改造，原有道路合并到一条新道路之中。为保护这条名人地名，在民政部门的督促下，将另一条新修道路命名为龙隐路。虽然其走向、位置、规模都与原龙隐路不同，但地名却保护下来。这样的经验舍得总结和借鉴。

五是挖掘和开发名人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首先要研究，其次要开发。名人地名往往拥有相应的故事。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名人地名故事往往具有主题鲜明、故事曲折、情节丰富、细节精彩的特点，人物形象也相当生动，具有较高的文学性，是传统文学的一大宝库。事实上，莫言的很多小说都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养料，这也是他能够荣获诺贝尔奖的一大原因。遗憾的是，我们对民间文学，特别是对地名故事的文学价值发掘还不多。不少名人地名故事或许能够为重庆文学创作，包括影视戏剧创作提供参考和借鉴。要重视名人地名的知识产权，不能让无关商家和个人随意使用名人地名，特别要控制用名人地名作商标，作产品名称的组成部分，损坏名人地名的文化价值。具有商业价值的名人地名，应当由政府统一管理，以确保依法、有序、增值地使用。

六是在必要时可以命名新的名人地名。《地名管理条例》虽然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并非完全不可以以人名为地名。当然，用作地名的人，不能是当代的，最好也不要现代的，更不能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按国际惯例，新发现的小行星，大多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诸如街路巷之类地名，适当采用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人物、革命烈士、英雄模范的名字来命名，应该没有大的问题，人民群众也是可以接受的。即使这样，也需要把握适当之度。所谓适当之度，最重要的是名人应该与所指代的地方有某种关联，不能随便拉一个名人来作地名。在全部地名中，名人地名占比不可过多过滥。新的名人地名，不必一律直接用名人的名字来作地名专名，用名人的相关称号来命名可能更好。由于城市化步伐迅猛，新城区成倍扩展，需要的新地名太多，在新地名命名中存在着一些不良现象。例如简单化，用一、二、三、四等数字排列，或者从道路两头的地名中各取一字命名；例如“高大洋怪”，过多采用吉祥、时事、政治、翻译之类字词等等。采用名人地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样的不良现象。例如在明月山下命名一条嫦娥路，在人民广场附近命名一条家德路，在鹅岭公园里命名一条礼园路，我认为是完全可行的。